不久前，我应邀到吉隆坡参加“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”，同行的有北京著名作家王蒙伉俪和评论家雷达、杨匡汉等人。入境时，我因持单程机票遇到麻烦。海关人员问我身上有无回家的钱，如回答“有”，就要我买回程票返中国。如回答说“没有”，那我真的成了想移民的旅客了。正当我两难之际，王蒙先生用英语和海关人员说：“我们是中国代表团，一起来参加学术研讨会的，决非想移民。”可无论如何说明，我还是被带到吉隆坡机场内的移民局去了。
这时正是深夜。眼看王蒙等人已顺利入境，而我却被“扣压”在机场，急得邀请单位“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”团团转。他们怪我不该持单程票。反正机票由邀请单位出，何不一次买？可他们哪里知道，买单程票是马华作协某负责人出的主意（因当时由吉隆坡寄双程机票到武汉已来不及了），且我上次到曼谷开小说研讨会，也是持单程票大摇大摆进去的，哪知道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会限制得这么严？
不过马华作协也是有来头的，移民局眼看我不像有“移民倾向”的人，且各种手续完备，便提出由马华作协“保”我出去，条件是要立即给我买回程机票，可这大半夜到哪里去弄回程机票？经再三申诉，他们还是于凌晨一点钟将我“放”了，接我回联邦酒店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有惊无险而庆幸。在机场他们前后“陪”我三小时，马华作协的头头因这些负责接待工作的学生久不回来，还以为也被送进了移民局呢！
说到这“惊”还要补上一笔：在移民局，我和北京某旅游团全部持单程票的团员干坐在门外的长凳上互吐“心曲”，都怪有关旅游部门为赚钱叫旅客买昂贵的单程票（双程票要便宜多了）。在这冰冷的移民局大厅，只能进不能出，连水也没喝上一口。我想：得“自己解放自己”，便从行旅箱里找出我准备送马华作家的拙著《留得枯荷听雨声——诗词的魅力）、《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》、《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》、《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》，把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指给海关人员看，说明我是一名学者，不是来移民的，可这些头上缠满围巾的马来人看不懂中文，并要我把所带的书全部交出来，最后又把我带到海关警察局，由警察局下了一道审查我从中国带来书籍的决定，还说如审查不出问题，可按文件地址将原书领回。这下我感到问题严重了。心想：莫非他们视我为“危险分子”？
后来回到酒店，王蒙先生便幽默地说：“你这次‘自投罗网’的奇遇真可以写一篇小说呢！”又说：“你这个人老是走南闯北，经常出去，怎么会出现这种差错，开这种国际玩笑？”王蒙先生到过我校，出席过我主持的“新加坡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”，故他说话就似老熟人那样不留情面。
到了第二天开研讨会，正好认识一位马华女散文作家，她一听说我也是广东梅县人，便用客家话跟我说：“古先生，听说你在机场有一段插曲，不知你带的书是否是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？”我听了好生奇怪，便说：“这是什么年月，不要说现在出门不带‘毛选’，就是‘邓选’也不会带，因我是来作学术交流的。”经过交谈、沟通，才知道她在一家邮局工作，专门负责检查中国内地寄来的书刊，防范中国寄来宣传阶级斗争的书籍，防范马来华人用毛泽东语录造当地政府的反。不过，马来政府也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。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早已不再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路线，更不会输出革命，干涉别国内政。我一听这位女作家问我是否带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出国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但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。
当我开完研讨会启程回国时，再次来到吉隆坡机场，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潘碧华小姐帮我找警局以便领回我的书，找了几次均找不到这个单位。眼看飞机快起飞了，潘小姐便说：“说不定你的书他们已留下作纪念，就算送给他们吧，让他们也了解一点中国古诗词文化。这样你下次再来时，他们也许会约你到‘枯荷’去‘听雨声’，到吉隆坡的郊外去看连绵的秋雨敲击在凋衰的荷叶上的秋景，而不是到什么‘移民局’去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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